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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院召開“糧食安全保障法涉及重大政策研究”研討會
我院召開“糧食安全保障法涉及重大政策研究”研討會
我院召開“糧食安全保障法涉及重大政策研究”研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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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:無  發表日期:2019-11-28  閱讀次數:63

中美貿易戰以來,糧食安全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安全所涉及的重要課題。糧食安全保障立法政策研究,可為國家糧食安全提供重要理論支撐。2019年5月30日,“糧食安全保障法涉及重大政策研究”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明德主樓623會議室成功舉行,我院孫詠梅老師主持了研討會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守英、中國糧食研究培訓中心副主任陳玉中、中國人民大學農發院教授孔祥智、中國農業大學教授王保民、河南工業大學教授穆中杰、中國糧食研究培訓中心研究處處長胡文國、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殷少平、首都師范大學副教授程世勇、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教授張俊巖、中國人民大學農發院副教授毛學峰、中國糧食研究培訓中心助理研究員李慧強、周竹君、賈小玲等糧食問題研究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研討。


(圖為研討會現場)


陳玉中副主任表示,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到要加快推進糧食安全保障立法進程,而糧食安全保障法作為全國人大的第一類立法,相關研究非常重要。糧食安全保障的內涵已經發生了變化,在如今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甚至可能重構。要靠立法而不是政策來指導市場和企業、保障糧食安全。要扛住糧食安全保障的重任,確保重要農產品的供給,將其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。要抓牢三條鏈子,延伸產業鏈,提升價值鏈,確保供應鏈。目前糧食安全形勢雖然較早些年大有改觀,但無論是在總量上還是在結構上都還存在著隱憂。不變的是種植糧食的比較收益總體較低,變的是種植業在農民占比中發生了變化。糧食安全保障法涉及重大政策研究,要為下一步的糧食生產、收儲、質量監管等方面提供理論支撐,并轉化成法律來規范和約束,通過法制化和市場化的辦法來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。


有關專家指出,糧食安全是我國農業和農村政策不變的主線,糧食安全事關國家戰略發展。在糧食安全保障立法的研究中需要考慮幾個方面的問題:一是糧食安全的內涵,繼續堅持全面自給的安全觀不僅難以實現,而且會嚴重阻礙農村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升。糧食安全應主要指主糧安全,且要從數量層面擴展到質量層面,最后還應包含區域專業化和農業服務的規模化,以減少農產品市場的同步震蕩;二是在追求農業現代化時,不應再簡單追求農業產值與就業占比的下降,而要同時追求單位土地的報酬上升,追求農業的工業化即追求農業生產要素組合的變化,進而提高農業的競爭力,還可以考慮提升土地質量;三是農業生產方式的轉型,解決大田作物規模和生產率不可兼得的難題;四是國際環境的變化,考慮糧食國際貿易的布局問題;五是立法的重要性本身,過去靠政策來強調糧食安全的做法受地方主管部門意愿的影響太大,今后應以立法工作來保證糧食安全。


有關專家指出,96年的時候提出糧食凈進口量不超過總消費量的5%,但現在已經遠遠超出這個目標。目前中美貿易戰的走向很難判斷,但總體來說緊張態勢不會逆轉。光靠動員大家節約糧食不解決問題,因為有些原因根植于中國的飲食習慣和國情,解決方法還是要擴大供給的來源。除此以外,廠家出于求穩的考慮故意標短保質期、農產品在原產地因天氣原因和生產方式改變而損耗等,都會影響糧食的供給。


有關專家從技術角度對糧食安全提了自己的看法,他認為中國不僅農作物本身在競爭中處于劣勢,而且土地污染和水污染都比較嚴重,尤其是水污染,檢測和防治都非常困難,這更降低了中國農產品的競爭力。王教授認為,如果要堅持現有政策,那么規模經營是出路,因為規模經營動用無人機等設備播灑農藥,方式科學,農藥殘留度會低很多,但目前集約化成本太高。王教授還表示,中國的快檢技術與美國差距并不大,但主要問題在于國內需求不穩定,沒有穩定的銷量保障快檢產品企業的存活。


(圖為與會嘉賓發言)


有關專家指出,立法是生產關系層面的事,應著眼于長遠。要明確農業和糧食在國民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立法和政策的目的,更要注重政策的實際效果。以提高糧價為例,雖然政策本身出發點是保證農民的收入,但實際上會推高食品價格、提高工資、抬高工業化成本,進而導致農民滯留在農業部門內部。目前中國農業的頂梁柱是大農,過去幾年農業規模化趨勢明顯,農業立法面向的主體已經改變。因此要進行以下調整,一是農業現代化的出路在規模化,立法應注重家庭農場,且在繼續保障供給時要注重降低成本提高效益;二是立法應通過規定政府行為的邊界來保證質量,通過發揮市場作用實現農產品的優質優價。


有關專家則從農業保險的角度出發,認為糧食安全保障法需要考慮兩方面:一是法律之間的協調問題;二是立法之后的其他工作。農業保險主要的作用是風險管理,目前生產方面的保險已經比較發達,而收購環節的保險目前已經有了蔬菜價格保險,而針對農作物在因自然災害受損后查勘理賠較為困難的情況,目前推出了農業氣象指數保險。此外中央文件也提到了保險加期貨,期貨可以給保險提供定價指導和價格發現的功能,保險可以用期貨規避風險。我國目前保費收入規模很大,但主要靠補貼,因此騙保騙補貼現象嚴重。保險立法只是一個階段,接下來工作還有很多,比如生產風險、收購,甚至還有產業鏈的融資,今后要注重風險在哪以及有哪些合適的風險管理方式。


有關專家指出,日本和英國對谷物問題向來非常警覺,立場堅定強硬,而中國在實際操作中有點機會主義的傾向;糧食安全現在看上去沒啥問題,收成年年增加,法律法規似乎也比較完備,但不能忘記歷史上曾出過重大偏差,而現在出現了高產出、高進口以及由高庫存帶來的高額投入的新情況,這些都是需要保持警惕和亟待解決的。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就是我們對糧食安全的重要性認識不足,把農業化置于工業化之下,犧牲農業化來滿足工業化。辦法一是平衡工農業,保障糧食供給,保證農民權益;二是學習日本,摒棄相機抉擇的政策。從機制上講,要凝聚農業規模化的共識,因為我國人均畝數遠低于其他國家的水平,要靠適度規模化提高生產效率。此外要平衡內外貿易,調動外部資源與我們內部資源相結合,解決我們糧食安全問題。上述問題都需要靠制度來解決,做到“藏糧于制”。

中美貿易戰以來,糧食安全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安全所涉及的重要課題。糧食安全保障立法政策研究,可為國家糧食安全提供重要理論支撐。2019年5月30日,“糧食安全保障法涉及重大政策研究”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明德主樓623會議室成功舉行,我院孫詠梅老師主持了研討會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守英、中國糧食研究培訓中心副主任陳玉中、中國人民大學農發院教授孔祥智、中國農業大學教授王保民、河南工業大學教授穆中杰、中國糧食研究培訓中心研究處處長胡文國、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殷少平、首都師范大學副教授程世勇、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教授張俊巖、中國人民大學農發院副教授毛學峰、中國糧食研究培訓中心助理研究員李慧強、周竹君、賈小玲等糧食問題研究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研討。


(圖為研討會現場)


陳玉中副主任表示,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到要加快推進糧食安全保障立法進程,而糧食安全保障法作為全國人大的第一類立法,相關研究非常重要。糧食安全保障的內涵已經發生了變化,在如今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甚至可能重構。要靠立法而不是政策來指導市場和企業、保障糧食安全。要扛住糧食安全保障的重任,確保重要農產品的供給,將其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。要抓牢三條鏈子,延伸產業鏈,提升價值鏈,確保供應鏈。目前糧食安全形勢雖然較早些年大有改觀,但無論是在總量上還是在結構上都還存在著隱憂。不變的是種植糧食的比較收益總體較低,變的是種植業在農民占比中發生了變化。糧食安全保障法涉及重大政策研究,要為下一步的糧食生產、收儲、質量監管等方面提供理論支撐,并轉化成法律來規范和約束,通過法制化和市場化的辦法來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。


有關專家指出,糧食安全是我國農業和農村政策不變的主線,糧食安全事關國家戰略發展。在糧食安全保障立法的研究中需要考慮幾個方面的問題:一是糧食安全的內涵,繼續堅持全面自給的安全觀不僅難以實現,而且會嚴重阻礙農村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升。糧食安全應主要指主糧安全,且要從數量層面擴展到質量層面,最后還應包含區域專業化和農業服務的規模化,以減少農產品市場的同步震蕩;二是在追求農業現代化時,不應再簡單追求農業產值與就業占比的下降,而要同時追求單位土地的報酬上升,追求農業的工業化即追求農業生產要素組合的變化,進而提高農業的競爭力,還可以考慮提升土地質量;三是農業生產方式的轉型,解決大田作物規模和生產率不可兼得的難題;四是國際環境的變化,考慮糧食國際貿易的布局問題;五是立法的重要性本身,過去靠政策來強調糧食安全的做法受地方主管部門意愿的影響太大,今后應以立法工作來保證糧食安全。


有關專家指出,96年的時候提出糧食凈進口量不超過總消費量的5%,但現在已經遠遠超出這個目標。目前中美貿易戰的走向很難判斷,但總體來說緊張態勢不會逆轉。光靠動員大家節約糧食不解決問題,因為有些原因根植于中國的飲食習慣和國情,解決方法還是要擴大供給的來源。除此以外,廠家出于求穩的考慮故意標短保質期、農產品在原產地因天氣原因和生產方式改變而損耗等,都會影響糧食的供給。


有關專家從技術角度對糧食安全提了自己的看法,他認為中國不僅農作物本身在競爭中處于劣勢,而且土地污染和水污染都比較嚴重,尤其是水污染,檢測和防治都非常困難,這更降低了中國農產品的競爭力。王教授認為,如果要堅持現有政策,那么規模經營是出路,因為規模經營動用無人機等設備播灑農藥,方式科學,農藥殘留度會低很多,但目前集約化成本太高。王教授還表示,中國的快檢技術與美國差距并不大,但主要問題在于國內需求不穩定,沒有穩定的銷量保障快檢產品企業的存活。


(圖為與會嘉賓發言)


有關專家指出,立法是生產關系層面的事,應著眼于長遠。要明確農業和糧食在國民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立法和政策的目的,更要注重政策的實際效果。以提高糧價為例,雖然政策本身出發點是保證農民的收入,但實際上會推高食品價格、提高工資、抬高工業化成本,進而導致農民滯留在農業部門內部。目前中國農業的頂梁柱是大農,過去幾年農業規模化趨勢明顯,農業立法面向的主體已經改變。因此要進行以下調整,一是農業現代化的出路在規模化,立法應注重家庭農場,且在繼續保障供給時要注重降低成本提高效益;二是立法應通過規定政府行為的邊界來保證質量,通過發揮市場作用實現農產品的優質優價。


有關專家則從農業保險的角度出發,認為糧食安全保障法需要考慮兩方面:一是法律之間的協調問題;二是立法之后的其他工作。農業保險主要的作用是風險管理,目前生產方面的保險已經比較發達,而收購環節的保險目前已經有了蔬菜價格保險,而針對農作物在因自然災害受損后查勘理賠較為困難的情況,目前推出了農業氣象指數保險。此外中央文件也提到了保險加期貨,期貨可以給保險提供定價指導和價格發現的功能,保險可以用期貨規避風險。我國目前保費收入規模很大,但主要靠補貼,因此騙保騙補貼現象嚴重。保險立法只是一個階段,接下來工作還有很多,比如生產風險、收購,甚至還有產業鏈的融資,今后要注重風險在哪以及有哪些合適的風險管理方式。


有關專家指出,日本和英國對谷物問題向來非常警覺,立場堅定強硬,而中國在實際操作中有點機會主義的傾向;糧食安全現在看上去沒啥問題,收成年年增加,法律法規似乎也比較完備,但不能忘記歷史上曾出過重大偏差,而現在出現了高產出、高進口以及由高庫存帶來的高額投入的新情況,這些都是需要保持警惕和亟待解決的。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就是我們對糧食安全的重要性認識不足,把農業化置于工業化之下,犧牲農業化來滿足工業化。辦法一是平衡工農業,保障糧食供給,保證農民權益;二是學習日本,摒棄相機抉擇的政策。從機制上講,要凝聚農業規模化的共識,因為我國人均畝數遠低于其他國家的水平,要靠適度規模化提高生產效率。此外要平衡內外貿易,調動外部資源與我們內部資源相結合,解決我們糧食安全問題。上述問題都需要靠制度來解決,做到“藏糧于制”。

中美貿易戰以來,糧食安全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安全所涉及的重要課題。糧食安全保障立法政策研究,可為國家糧食安全提供重要理論支撐。2019年5月30日,“糧食安全保障法涉及重大政策研究”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明德主樓623會議室成功舉行,我院孫詠梅老師主持了研討會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守英、中國糧食研究培訓中心副主任陳玉中、中國人民大學農發院教授孔祥智、中國農業大學教授王保民、河南工業大學教授穆中杰、中國糧食研究培訓中心研究處處長胡文國、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殷少平、首都師范大學副教授程世勇、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教授張俊巖、中國人民大學農發院副教授毛學峰、中國糧食研究培訓中心助理研究員李慧強、周竹君、賈小玲等糧食問題研究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研討。


(圖為研討會現場)


陳玉中副主任表示,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到要加快推進糧食安全保障立法進程,而糧食安全保障法作為全國人大的第一類立法,相關研究非常重要。糧食安全保障的內涵已經發生了變化,在如今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甚至可能重構。要靠立法而不是政策來指導市場和企業、保障糧食安全。要扛住糧食安全保障的重任,確保重要農產品的供給,將其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任務。要抓牢三條鏈子,延伸產業鏈,提升價值鏈,確保供應鏈。目前糧食安全形勢雖然較早些年大有改觀,但無論是在總量上還是在結構上都還存在著隱憂。不變的是種植糧食的比較收益總體較低,變的是種植業在農民占比中發生了變化。糧食安全保障法涉及重大政策研究,要為下一步的糧食生產、收儲、質量監管等方面提供理論支撐,并轉化成法律來規范和約束,通過法制化和市場化的辦法來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。


有關專家指出,糧食安全是我國農業和農村政策不變的主線,糧食安全事關國家戰略發展。在糧食安全保障立法的研究中需要考慮幾個方面的問題:一是糧食安全的內涵,繼續堅持全面自給的安全觀不僅難以實現,而且會嚴重阻礙農村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升。糧食安全應主要指主糧安全,且要從數量層面擴展到質量層面,最后還應包含區域專業化和農業服務的規模化,以減少農產品市場的同步震蕩;二是在追求農業現代化時,不應再簡單追求農業產值與就業占比的下降,而要同時追求單位土地的報酬上升,追求農業的工業化即追求農業生產要素組合的變化,進而提高農業的競爭力,還可以考慮提升土地質量;三是農業生產方式的轉型,解決大田作物規模和生產率不可兼得的難題;四是國際環境的變化,考慮糧食國際貿易的布局問題;五是立法的重要性本身,過去靠政策來強調糧食安全的做法受地方主管部門意愿的影響太大,今后應以立法工作來保證糧食安全。


有關專家指出,96年的時候提出糧食凈進口量不超過總消費量的5%,但現在已經遠遠超出這個目標。目前中美貿易戰的走向很難判斷,但總體來說緊張態勢不會逆轉。光靠動員大家節約糧食不解決問題,因為有些原因根植于中國的飲食習慣和國情,解決方法還是要擴大供給的來源。除此以外,廠家出于求穩的考慮故意標短保質期、農產品在原產地因天氣原因和生產方式改變而損耗等,都會影響糧食的供給。


有關專家從技術角度對糧食安全提了自己的看法,他認為中國不僅農作物本身在競爭中處于劣勢,而且土地污染和水污染都比較嚴重,尤其是水污染,檢測和防治都非常困難,這更降低了中國農產品的競爭力。王教授認為,如果要堅持現有政策,那么規模經營是出路,因為規模經營動用無人機等設備播灑農藥,方式科學,農藥殘留度會低很多,但目前集約化成本太高。王教授還表示,中國的快檢技術與美國差距并不大,但主要問題在于國內需求不穩定,沒有穩定的銷量保障快檢產品企業的存活。


(圖為與會嘉賓發言)


有關專家指出,立法是生產關系層面的事,應著眼于長遠。要明確農業和糧食在國民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立法和政策的目的,更要注重政策的實際效果。以提高糧價為例,雖然政策本身出發點是保證農民的收入,但實際上會推高食品價格、提高工資、抬高工業化成本,進而導致農民滯留在農業部門內部。目前中國農業的頂梁柱是大農,過去幾年農業規模化趨勢明顯,農業立法面向的主體已經改變。因此要進行以下調整,一是農業現代化的出路在規模化,立法應注重家庭農場,且在繼續保障供給時要注重降低成本提高效益;二是立法應通過規定政府行為的邊界來保證質量,通過發揮市場作用實現農產品的優質優價。


有關專家則從農業保險的角度出發,認為糧食安全保障法需要考慮兩方面:一是法律之間的協調問題;二是立法之后的其他工作。農業保險主要的作用是風險管理,目前生產方面的保險已經比較發達,而收購環節的保險目前已經有了蔬菜價格保險,而針對農作物在因自然災害受損后查勘理賠較為困難的情況,目前推出了農業氣象指數保險。此外中央文件也提到了保險加期貨,期貨可以給保險提供定價指導和價格發現的功能,保險可以用期貨規避風險。我國目前保費收入規模很大,但主要靠補貼,因此騙保騙補貼現象嚴重。保險立法只是一個階段,接下來工作還有很多,比如生產風險、收購,甚至還有產業鏈的融資,今后要注重風險在哪以及有哪些合適的風險管理方式。


有關專家指出,日本和英國對谷物問題向來非常警覺,立場堅定強硬,而中國在實際操作中有點機會主義的傾向;糧食安全現在看上去沒啥問題,收成年年增加,法律法規似乎也比較完備,但不能忘記歷史上曾出過重大偏差,而現在出現了高產出、高進口以及由高庫存帶來的高額投入的新情況,這些都是需要保持警惕和亟待解決的。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就是我們對糧食安全的重要性認識不足,把農業化置于工業化之下,犧牲農業化來滿足工業化。辦法一是平衡工農業,保障糧食供給,保證農民權益;二是學習日本,摒棄相機抉擇的政策。從機制上講,要凝聚農業規模化的共識,因為我國人均畝數遠低于其他國家的水平,要靠適度規模化提高生產效率。此外要平衡內外貿易,調動外部資源與我們內部資源相結合,解決我們糧食安全問題。上述問題都需要靠制度來解決,做到“藏糧于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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